京剧表演大师程砚秋演了一辈子的戏，如果让他自己选最能代表他艺术成就的作品，他大概会选择《锁麟囊》。《锁麟囊》是集程派艺术之大成的剧目，创造了薛湘灵这个在过去的戏曲舞台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艺术形象，人们被这个独具性格的人物征服了。可是，薛湘灵身上究竟是什么让人着魔呢？
人物的出场就很不
薛：（内喊叫）啊！梅香！（台）
梅：嗳！在这儿哪。
薛：（内白）那花样儿要鸳鸯戏水的。
梅：噢！要鸳鸯戏水的。
薛：（内白）转来。
梅：嗳！在这儿哪。（台）
薛：（内白）鸳鸯一个要飞的，一个要游的，不要忒小，也不要忒大。
梅：噢！不要太小了，也不要太大了。
薛：（内白）转来。
梅：嗳！没有动窝啊。（台）
薛：（内白）鸳鸯用五色。采羽透清波，莫绣鞋尖处，提防走路磨。
梅：嗳！提防走路磨。
薛：（内白）转来！快快转来！
梅：在这儿哪。（台）
……
梅：哎哟！莲心用金线，莲瓣用朱砂，我说小姐！您说得太多了，我记不住，干脆您自己出来吩咐他们吧！
薛：（内白）无用的丫头。
梅：没用就没用。
薛：（内白）快快搀我来呀！
梅：呦！还要搀着。
（翁偶虹编剧，王吟秋整理，顾永湘记谱，曲谱《锁麟囊》，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４年４月版，以下引文不另注）
直到此时，这个富家小姐才在梅香的搀扶下出场亮相，这样的气势真可以和《红楼梦》里王熙凤的出场一较高下了。
对于这场戏，通常的读解认为，它展现了一个出身富家的小姐从娇纵奢侈到历经坎坷的人生。这样的理解是有道理的，但是似乎还不能曲尽其意，因为它不能解释这一场里的两个关键细节。
戏开始的时候，老管家薛良奉命送来夫人新绣的锁麟囊花样请小姐过目。薛湘灵看后唱道：“仔细观瞧，仔细选挑，锁麟囊上彩云飘。似良骥不该多麟角，形同蛟龙四蹄高。是何人将囊来买到，速唤薛良再去选挑。”――大小姐态度多变，“三番两次总不称心”?居然逼得疲于奔命的老管家嚎啕大哭起来。老人的哭声引来了薛夫人。问明原委，薛夫人便来找湘灵问个究竟。但夫人见到女儿后并没有劝她收下这个花样，只是反复表示，如果女儿不满意，“你出个花样儿，再命薛良换来就是。”奇怪的是，薛湘灵此时又说“不用换了”，并且还让梅香取了一锭银子赏给薛良。显然，薛湘灵并不是不满意这个花样，那她当时又为什么非要薛良换不可？如果她不是真的对锁麟囊的花样不满，那她也不是真的对鞋样、花瓶、手巾不满，难道是想在出嫁之前发发火摆摆小姐的威风？显然不是，因为她的这股无名火还不止对仆人们发，居然闹到不愿意和母亲说话的地步，甚至差点激怒了薛夫人。为了一点小事动这么大的火，人物情感的逻辑在哪里了？
此时，薛夫人的一句念白：“为了出阁之事，把女儿羞成这个样儿”，给理解人物心理以重要启示：女儿此时的心理正是其一系列反常行为的动因和关键――养在深闺的女孩待嫁时的自然反应，都淹没在了她“羞成这个样儿”的坏脾气里。“坏”脾气其实表现了薛湘灵这样一个特别敏感的女孩子面对婚姻大事时特殊的心理反应。在第二场里，薛夫人有两次当湘灵的面提到出阁之事。在她第一次听到母亲的提问时，羞得连话也说不上来；第二次是母亲把装满珠宝的锁麟囊交给她，并且祝福道：“我们本地乡风，女儿出嫁，必有这锁麟囊，多装珠宝，祝你早生贵子啊”，听到此话，她马上就“逃”走了。我们能从这两个细节里体会到人物在此时此刻――对一个女孩来说是最特殊的时刻――内心世界的复杂。她对仆人们挑三拣四，对母亲慵懒无礼，却原来是少女在婚前的一种心理反应；她是在用一种发脾气的方式来缓解自己对婚姻的紧张感。她并不是真地在挑嫁妆，也不是真地不满意这些千挑万选出来的各种礼品，而是在努力又是下意识地尝试着克服这种现代人称之为“婚前焦虑症”的心理不适应。“婚前焦虑症”也称“婚前恐惧症”，根据现代心理学研究，由于对未来认识不足，所以很多新人会在婚礼之前一段时间变得焦躁、迟疑，如果不能及时调整情绪，甚至会有惊人的举动。
虽然用心理学的术语来解读古人似乎太现代了，但话新理不新。想想看，即使是早已走出家门，社交生活丰富的现代女性，在她们即将开始婚姻生活的时候，也可能会产生类似的躁动不安的情绪，更何况那些长期生活在闺房里的古代女子，当她即将走出家门到一个自己完全陌生的环境里生活，而且必须完全依附于一个陌生的男子，她会是什么样的心理状态呢？
了解人物处境所导致的特殊心理状态，我们才更能够理解她的行为方式。薛湘灵嫁前的娇纵，即使不被“阶级论”者看作是富裕家庭先天的罪孽，也容易被一般地理解为要烘托她由富到穷对比。其实富裕并不必然意味着娇纵，这个戏的妙处在于写出了一个在特殊时刻特殊处境下的女孩子特有的心理世界与行为方式；但是又不止于此，因为还能在其中看到她的身份和教养。同时，正因为她之前的颐指气使，她此时的霸道无礼，原来都是装出来的，反而更好地贴近了观众的情感，也与她后来对贫女解囊相助的行为有了某种联系。
这么一个在闺阁之中任情撒娇甚至有些蛮横的女子，是不是很容易失去对感情的控制而陷入到某种危机中去呢？她这样的性格会不会随着命运的沉浮而有所变化？在许多戏曲作品中，人物形象的性格、特征往往比较固定、甚至模式化，可是京剧《锁麟囊》却展示出了它在这方面的突破。
薛湘灵对自己情感的控制力集中地表现在最后一场最关键的一个段落：“赵守贞确认恩人”里，故事通过一系列细节完成了对薛湘灵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
薛湘灵在府中陪小少爷天麟玩耍，天麟把皮球抛进了一座小楼，逼着湘灵帮他找。湘灵无奈之下上了后花园的东角朱楼，却看见当年的锁麟囊，主人卢夫人原来就是当年受到自己救助的贫女赵守贞。卢夫人赶来，对湘灵加以盘问，才知湘灵就是当年的赠囊之人。于是赵守贞立刻以礼相待，并助其一家团圆。
在寻找真相的过程中，人物的表现，她的行为逻辑似乎有一个很大的漏洞：卢夫人赵守贞想要知道眼前人是不是当年的赠囊人，难道薛湘灵就不想知道卢夫人是不是自己曾经救助的人？毕竟这个“发现”对于她更重要。但奇怪的是，在整个盘问和回忆的过程中，薛湘灵差不多都是面无表情，给人一种近乎无动于衷的感觉。卢夫人通过一层又一层的提问不断地验证着对方的身份，可是薛湘灵只是被动的回答。卢夫人非常谨慎，问题非常细致，即使到最后确认了薛湘灵的身份，也没有马上相认，而是忍住内心的狂喜，让丫鬟带湘灵下去更衣，准备以礼相见。直到湘灵的家人赶来时，她才说出了原委。而当薛湘灵听完赵守贞的话则是“薛湘灵惊喜，和薛夫人、周庭训互相会心微笑。”剧作者似乎是想告诉我们，在上楼之前，薛湘灵对于卢夫人的身份固然完全不知，可是在东角朱楼见到了自己当年的锁麟囊，锁麟囊何以会在卢府？卢夫人询问时的细心与态度变化都没有引起薛湘灵的变化，其实是有缘故的。由锁麟囊猜测卢夫人的身份完全符合人之常情，事之常理，这种想法并不意味着薛湘灵想要对方回报前恩，自己家人离失财产散尽之后，如果能在他乡遇到故人应该是一件好事；可是，为什么盘问过程中我们看不到薛的情感变化？为什么我们看到的只是卢夫人赵守贞的“发现”，却看不到薛湘灵的“发现”。虽然赵因为要报恩表现得更积极更迫切，但是薛对此不可能一点反应都没有，那么她的反应又在哪里呢？
当第一眼看见六年前的锁麟囊时，薛湘灵有一段这样的表演：
【薛湘灵取下锁麟囊，一看，哭】
薛：蓦地里见此囊依旧还认，分明是出阁日娘赠锁麟。到如今见此囊犹如梦境，我怎敢把此事细追寻，从头至尾仔细的说明。手托囊，思往事，珠泪难忍！
她为什么不敢去“细追寻”了？难道说她此时已经因锁麟囊而猜到现在自己的主人原来是谁？如果是这样，那当卢夫人亲口说出此事后，她又为什么“惊喜”？
其实，正是这些细节，表现了薛湘灵这个人物形象内在的变化：她已经不是六年前那个冲动无知、天真烂漫的富家少女了。在这个对她人生极为关键的时刻，她能够更细致地体察人情世故。这是坎坷与磨难对她的锻造。她非常明白，曾经受人之恩的富贵人家，对待自己的过去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和态度。因人而贵的人家往往为了保全面子维护身份，对于自家的发迹自家的前史讳莫如深。仿佛如果不是世代累宦，不是几代的显赫就不足以显示自己家族的地位，这是富贵人家自高身价的常用方式，如果没有这样的基础，就更要在人前制造出这样的假象。而仆人们更必须自觉地维护主子人们的面子。可是偏偏有些“恶仆”不懂得这一点，把自己曾经帮助过主人的寸功成天挂在嘴上，逢人便说，显示自己的身份，却不知道这正是富贵人家的大忌。《红楼梦》“焦大醉骂”一节，写曾经出生入死救过主子的老奴焦大，不识时务，“一味吃酒，吃醉了，无人不骂”，揭主子的短，还“要往祠堂里哭太爷去”，最后的下场就是“用土和马粪满满地填了他一嘴”。长于富贵之家，且善写富贵之家的曹雪芹，把一个自恃有功，将对主子的功劳和忠心看成资本的奴才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薛湘灵现在正当那种既身为下人，又曾经有大恩于主子的情形，她不但不以之为幸，反而以之为危：“我怎敢把此事细追寻，从头至尾仔细的说明”。这种反常的心理状态其实对于她的处境与身份来说又是非常正常、非常细腻准确的。我想当薛湘灵第一眼看到锁麟囊时心中其实早已明白了八九分，随着卢夫人的穷根究底，真相就隔着一层薄薄的窗户纸，一捅就破了，但谁都不伸手。卢夫人非常谨慎，薛湘灵更是小心，因为她必须冷静地隐藏期待，冷静地观察卢夫人。
观众从戏的表面看是卢在问薛，但从戏的内在看是薛在“问”卢。舞台上人物之间那种非常特殊的关系，令观众体验到一种盼望真相大白的焦急和兴奋：一方面为赵守贞即将发现真相而感到欣慰，另一方面又因薛湘灵而隐隐感到某种紧张情绪挥之不去。湘灵问一答一，即使在这个过程中，卢夫人对待她一遍又一遍地让座示好，她仍然保持着冷静与距离，甚至让座给早因妒意而对她冷言冷语的丫鬟。观众通过这个女仆的态度也能体会到薛湘灵处境的艰难，或者认为，揭开真相不就好了吗，为什么双方不早点把这个真相及时说明了，还要一层一层地问，一点一点地答。这其中除了艺术家通过舞台手段引逗观众兴趣的考虑，更有此时两个人物的特殊身份关系及其心理内因。
中国的传统美德认为受人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这出戏无疑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这一美德。如果我们仅从受恩之人，从赵守贞的角度看这个戏，这个结论是正确的；如果我们从施恩之人，从主人公薛湘灵的角度看这个戏，恐怕就需要更深入地探讨人物随着地位、身份的改变，对于恩情的理解和态度有可能发生的变化，明白施恩并不总是带来善果，有时甚至隐含着风险。这也许就是未能理解这出戏深意的观众所思之不及的内容。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对于理解这出戏的立意来说，第十二场里揭示的富贵人家的生存法则，和整出戏里用丑角讽刺性地表现的世态炎凉都很重要。比如第一场戏中，老少傧相都争着要去富裕的薛家帮忙，而不愿去贫穷的赵家，于是互相指责对方是势利眼；第四场戏中两个丑角看到天要下雨，对穷人说，便是“赵家这丫头命太不好啦，怎么单赶上这个下雨天”办喜事，这叫做天不作美；对富人说，便是薛家小姐“是龙女一转，常言说得好，龙行有雨，虎行有风呀”。当然，这样对于世态炎凉的描写还只是停留在表层。只有当我们站在薛湘灵的角度去体会她不能、不敢说出真相的痛楚时，只有当我们为曾经莽撞任性的少女如今却如此老练地面对复杂的人情世故而叹息时，我们才会有真正痛切的感受，才能说理解了这个戏所隐含的感叹世态炎凉的深意。
前后两场戏，一闹一静，活生生地写出了一个富家女经历磨难前后的两种心态。程砚秋如此重视这部戏，原因或许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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